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當前，大數據、人工智能（AI）、區塊鏈等技術日臻成熟，對全球勞動力市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人工智能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量，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關我國能小樹屋否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的戰略問題。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持續推進“人工智能+”行動，支持大模型廣泛應用。在數字和智能經濟時代，需要充分發揮人工智能技術的積極作用，推動勞動力就業的高質量發展，助推中國式現代化。同時，我國的就業優先戰略持續推進。2024年9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意見》提出，要積極應對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快速發展對就業的影響。
在此背景下分析人工智能技術對我國勞動力就業、收入的作用十分必要。本文旨在探討人工智能對我國勞動力市場及收入的影響，重點分析其對工作替代效應、技能需求變化及社會收入的影響。
人工智能技術影響就業及收入分配的發展現狀
人工智能緣起20世紀50年代的計算機程序，隨后又歷經理解自然語言、獲得學習能力等發展演變。過去人工智能主要指自動化和機器人技術，隨著大語言模型等技術的興起，人工智能進一步涉及理解、推理和決策，更接近人類腦力工作。目前，學界對人工智能尚無統一、通用的概念界定。一些學者對人工智能的概念厘定進行了嘗試，如人工智能是“一種能夠實現自我學習、具備獨立判斷和決策能力的數字智能技術”。既有研究從多種維度討論了人工智能技術對社會、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的影響。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人工智能技術對就業和收入產生何種影響日益獲得更多關注。
人工智能技術與就業
從就業定義來看，國際勞工組織把就業定義為“法定年齡勞動者為獲取報酬或收益而從事任何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活動的社會經濟活動”。就業的本質是生產資料與人結合后的生產勞動。在人工智能經濟時代，人工智能技術對就業的數量與質量將產生多種影響。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可能全部或部分替代勞動力，減少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也可能賦能勞動力，對優化就業結構或提升就業質量發揮積極作用。總體來看，替補效應和互補效應誰占主導地位由多種因素決定，如國家市場化程度、產業和職業結構、社分享會經濟組織對新技術應用和調整等。
從就業質量來看，學界一般將就業質量視為多維概念，從工作條件、工作收入、工作穩定性、社會保障程度等指標進行評估。人工智能技術既可能通過賦能勞動者提升就業質量，又可能通過加劇勞動力市場的職位分化和收入極化趨勢，降低工作穩定性，打破傳統的勞動關系和社會保障制度邊界，對就業質量形成挑戰。部分學者認為，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將助力社會生產效率提升，減少人類整體工作時長，更多人可以擁有更多閑暇時間從事創新、創意型工作；部分學者認為，短期內人工智能技術對勞動力市場具有一定消極影響，大量“知識型”“白領”和“藍領”工作被替代，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總需求，技能需求向低技能和高技能崗位分化，形成職位分化趨勢，對勞動力市場的就業質量形成挑戰；還有學者提出，人工智能技術對現有勞聚會動關系、社會保障制度邊界構成挑戰，需要進一步探討全民基本收入是否能夠成為未來人工智能時代的“社會安全網”。
人工智能技術與收入分配
廣義的收入分配是指市場主體、政府、社會群體等不同主體在特定的時間段根據特定的規則對各種社會財富進行分配的各種活動，即由市場中勞動者通過交換獲得收入的初次分配、由政府作為主體通過稅收等手段進行的收入再分配，以及由社會作為主體通過慈善等途徑進行的第三次分配。
人工智能技術既可能通過技能溢價、生產效率提高、收入轉移支付等方式增加部分人群的收入，也可能通過失業、薪酬和福利下降、征收機器稅導致部分人群收入下降，進而加劇我國就業極化和收入分化趨勢。在初次分配領域，人工智能的技術資本偏向性特征可能降低勞動收入份額、擴大群體收入差距；技能偏向性特征可能會擴大不同技能、崗位內部工資差距，形成職位分化和收入極化。在再分配領域，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是否會擴大國家內部收入差距，關鍵在于國家再分配制度的價值取向和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針對人工智能時代群體間收入差異可能擴大的現狀，部分學者從財政稅收（例如，征收數字稅、機器人稅）、鼓勵發展增強型人工智能、有效提升人力資本投資、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等角度進行了探討。
人工智能技術影響我國就業和收入分配的特點
伴隨著社會經濟的變遷，新業態、新模式應運而生。在就業方面，人工智能技術重塑了就業的數量和性質，改變工作模式、職業技能要求，擴大勞動者就業風險，可能引發勞動力市場供需結構失衡；在收入方面，人工智能技術通過技術性歧視、降低勞動收入份額、促進就業分化和收入極化等方式擴大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
人工智能技術影響我國就業的特點
重新定義就業數量和性質
當前，以人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驅使“勞動”向體力自動化、腦力自動化方向發展，某種程度在重新定義工作崗位數量和性質。一方面，技術替代效應使得傳統的、重復性高的工作被機器人和新技術替代；另一方面，技術創造效應使得新興職業不斷涌現，新興崗位和數字職業通常需要勞動者具備更高的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從而推動就業結構和質量的提升。從就業總量來看，技術替代效應導致就業總量下降，創造效應導致就業總量上升，關鍵看替代效應和創造效應誰占主導地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和智聯招聘研究院研究顯示，2018—2023年在中國勞動力市場上，人工智能的替代效應總體上強于互補效應。據測算，2018—2023年中國勞動力市場中人工智能影響指數（即人工智能相關聯職位總量）總體上在下降，即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勞動力市場中人工智能行業相關或者受人工智能影響度相對較低的職位（如機器學習工程師、操作工等）需求在上升；同時，受人工智能影響度較高的職位（如翻譯、編輯、程序員等）需求在下降。總體上，受人工智能影響或被替代職位多于人工智能新增職位。
工作模式和職業技能發生變化，可能引發勞動力市場供需結構性失衡
工作模式在變化。人機協作等工作模式日益普遍。人工智能技術除了替代一部分工作崗位，同時也會改變現有工作崗位的工作模式與工作方式。隨著通用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人工智能和人類合作的新工作模式——人機協作正在興起。工作方式也在發生改變，隨著工作任務的分化與重組，遠程工作、彈性工作時間和項目制等多元工作方式越來越普遍。工作方式的轉變，一方面為勞動者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靈活的工作方式；另一方面靈活就業者數量不斷上升，勞動者就業保障程度可能下降。
職業技能要求在改變。標準化、可復制、易操作的工作技能將很快被替代，創新性思維模式、情感溝通能力、批判性思維等技能將成為個體就業的核心競爭力。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普及，各行業、崗位的職業技能要求也在發生變化。人工智能技術將成為通用型技能，除了專業技能以外，情感類、溝通性技巧等軟技能重要性提高，批判性思維、創造力和跨學科知識變得越來越重要。為了適應人工智能時代的發展，勞動者要不斷提高自身的職業技能和素養水平。
引發勞動力市場供需結構性失衡。人工智能可能通過擠出效應、創造效應改變勞動力就業結構，造成不同區域、行業、技能崗位就業需求分化，很容易出現勞動力供給錯配，引發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衡，形成大規模失業人群。一方面，隨著自動化和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傳統崗位被人工智能和機器人代替，導致這些崗位的勞動力供給過剩；另一方面，新興職業對勞動者的技能和素質要求較高，當前勞動力市場的供給難以滿足這些需求。因此，在人工智能技術的影響下，我國勞動力市場可能出現供需不匹配、結構性失衡問題。針對中國制造業上市企業的實證研究表明，工業機器人應用數量每增加1%，企業的勞動力需求便下降0.18%，存在“就業極化”特征。
導致就業不平等和就業風險提高
形成技術鴻溝，加劇就業不平等。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引發勞動力市場需求的變化，導致傳統崗位的減少和新型崗位的增長。一方面，由于技術鴻溝、數據偏見等原因容易形成和加劇就業歧視，如應用人工智能技術的招聘系統仍然存在殘疾、年齡、性別歧視；另一方面，部分勞動者不了解或者無法適應新的就業市場需求，無法掌握新技術，轉換職業困難，很容易形成長期失業。
靈活就業規模擴大，傳統雇傭關系模式受到挑戰。人工智能的應用會催生更加靈活的雇傭模式，勞動者的收入、職業福利也會呈現非穩定的動態性特征。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深入和生產力的提升，人類整體的工作時長呈現縮短的態勢。同時，勞動用工形式將更靈活化，企業可能傾向采用項目制、兼職、遠程辦公等新型用工方式，以適應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并降低人力成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靈活就業人數2億左右，占全國總就業人數的27%。人工智能時代下的新型勞動關系確立、薪酬等將面臨系列改革。
勞動者失業風險提高，社會保障制度亟待改革。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越來越多的傳統崗位將會消失，勞動者群體普遍面臨更大的失業壓力。各行業“機器換人”的不確定性增加，在職勞動者也面臨著職位調整、收入與職業前景不確定性增加，勞動者就業風險上升；同時，隨著勞動力市場上總用工量減少，工資總額降低，社會保障收入可能減少，弱勢群體合法享受的社會保障待遇（如失業保險、就業培訓）受到限制。
人工智能技術影響我國收入分配的特點
對不同領域、行業、職業的初次分配影響具有異質性
從國際來看，在全球化競爭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技術對我國收入的影響將受國家自身資源稟賦、國家所處全球產業鏈及價值鏈分工位置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當前，我國正在大力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發與應用，進一步提升社會生產效率，創造更多社會財富，為國民收入分配創造有利條件。
從國內來看，人工智能技術對不同行業、產業、職業產生了差異化的影響。從行業角度來看，人工智能領域作為戰略新興行業，行業薪酬普遍較高。根據智聯招聘2024年《中國企業招聘薪酬報告》，人工智能行業平均薪酬為13594元/月，處于勞動力市場行業薪酬榜首。從產業角度來看，在制造業領域，自動化技術對就業的消極作用更為明顯；在服務業領域，人工智能對服務業就業的積極作用大于負面影響，會增加從業者的收入水平。從職業角度來看，部分人工智能技術暴露程度高的職業會面臨職位縮減、工資下降趨勢。總體來看，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對社會各群體的影響具有差異性，社會群體分化速度加快。
提升生產效率，但也極可能造成收入差距擴大
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會提高社會生產效率，增加社會財富總量；其廣泛應用也會導致勞動力市場上不同人群收入差距擴大。從初次收入分配層面來看，人工智能技術本質上是一種資本投入，在初次收入分配過程中資本要素投資收益高于勞動投資收益，導致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同時，人工智能技術具有替代中等技能勞動力的傾向，社會收入差距擴大，初次分配格局從“橄欖型”向“紡錘型”轉化，可能形成“貧困化增長”格局。從收入再分配層面來看，人工智能技術客觀上具有擴大社會不平等趨勢，關鍵在于不同國家再分配制度的有效性。國際比較顯示，不同國家再分配制度對國民收入差距產生差異性影響。例如，盡管近10年來全球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程度普遍上升，但是歐洲國家強有力的再分配制度使得其基尼系數（德國0.32、英國0.33、法國0.31，2020年）總體低于美國（0.40，2020年）。從再分配制度的有效性來看，不同的產業政策、財政稅收、教育培訓、社會保障政策工具的組合考驗著國家治理水平和智慧，治理不好可能導致社會生產效率下降、社會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的局面。
人工智能技術對我國就業和收入分配形成的挑戰
當前，新興人工智能技術對我國的就業和收入分配帶來復雜、多樣的新風險。這些風險包括但不限于弱勢群體就業難度上升、勞動力供需矛盾擴大、對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形成挑戰，以及社會群體收入差距擴大。
人工智能技術對我國就業形成的挑戰
傳統行業工作崗位被替代，弱勢群體就業難度上升
人工智能技術應用的替代效應帶來大范圍的失業風險，技術含量水平低、簡單、重復性作業的崗位首當其沖。其中，受教育程度低、年紀偏大的低技能勞動力再技能化難度大，增加就業市場的壓力。傳統就業市場上的弱勢群體（如殘疾人、農民工、老年人）就業歧視依然存在，這些人群難以跨越技術鴻溝，就業難度可能進一步上升。
勞動者就業靈活度提高，勞動權益保障、社會保障不足，就業風險上升
人工智能技術正在重塑工作組織方式與勞動關系，就業靈活性、不確定性對傳統的社會保障制度提出挑戰。隨著人工智能技術不斷被應用，勞動力市場上工作組織方式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如“機器換人”、人機協作、人機共融等），新就業形態（如平臺就業、靈活就業）人群不斷增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靈活就業人數2億左右，靈活就業群體社會保險參保率僅為37%。就業靈活化、人機關系復雜等特點都對現有的勞動關系和社會保障模式產生沖擊。例如，勞動者就業靈活度提高，非標準化就業帶來勞動關系認定困難、社會保險責任方復雜化等問題，勞動權益保護、社會保障等制度性保障（如裁員賠償、失業保護、技能培訓補貼、再就業補貼）不足凸顯；同時，人工智能時代的勞動倫理問題（如算法歧視、雇主監控與勞動者隱私、算法控制）也不斷顯現，逐步上升為社會公共議題。
勞動力供給錯配，引發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矛盾
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但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和需求不均衡，引發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矛盾。短期來看，傳統崗位的減少和新興崗位的增長之間存在需求不匹配、不均衡問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人工智能領域人才缺口達500萬人，同時2023年4月我國16—24歲青年失業率高達20.4%，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矛盾較為突出。長期來看，勞動力市場資源配置具有滯后性，新舊產業間的就業崗位轉換需要一個過程，勞動者技能學習、就業信息搜尋也需要一個過程，長期積累可能會形成結構性失業。
人工智能技術對我國收入分配形成的挑戰
人工智能時代，衡量商品價值和分配商品的標準發生轉變。相應地，人工智能技術對收入將產生不同影響，不同人群的收入分化和收入差距加大將成為突出特征。
初次收入分配：收入分化加快，收入差距擴大
面向未來，需要警惕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對初次收入分配產生的負面影響。在初次收入分配領域，實證研究顯示，人工智能技術的資本偏向性使得我國勞動收入份額呈下降趨勢。同時，人工智能技術的技能偏向性逐漸顯現，部分掌握人工智能技術的人群收入快速增長，部分“藍領”“白領”和“知識型”職業則面臨失業和收入下降風險。智聯招聘調查顯示，50%以上在職者擔心現有工作被人工智能技術或者機器人取代，就業和收入極化現象是否已經出現成為政策界和學術界關注的重點。收入極化的危害可能包括：社會群體收入差距擴交流大導致階層對立，社會矛盾上升；同時，中產階層收入不足導致社會總消費不足，社會總需求下降，反過來制約社會再生產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等。
再次收入分配：可能加劇收入不平等程度
在收入再分配領域，收入不平等加劇將會成為國家數字和智能經濟治理中的重要挑戰。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是否會擴大國家內部收入差距，關鍵在于國家再分配制度的價值取向和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從全球來看，部分發達國家努力探索多元而有效的再分配措施，試圖縮小社會收入差距，促進技術進步與社會平等包容性發展；然而，部分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低、國家治理能力有限，社會多數民眾難以從技術進步中獲益或者獲益較小，這可能導致國家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從國家內部來看，收入再分配制度面臨多重現實約束。在政策意愿層面，出于國家競爭壓力、財政稅收可持續性、治理能力局限、利益集團博弈、腐敗等因素，政府瑜伽場地如果沒有意愿或能力去改變現有收入分配格局，群體間收入不平等將進一步加劇，進而激發社會矛盾。在政策有效性維度，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導致稅收結構發生變化，如數字稅、機器人稅等新稅種對政府財政再分配能力產生影響；同時，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可能會進一步擴大社會不平等，如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的分配不均問題將進一步凸顯。因此，在再分配領域如何有效應對人工智能挑戰，促進社會公平和穩定成為急需解決的問題。
當前，我國政府高度關注人工智能技術對居民就業及收入的影響，近年來出臺了一攬子促進就業、提高居民收入的公共政策。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勞動收入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額比重為52.1%；2022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467，且近10年來我國基尼系數整體趨于平穩。同時，我國是全球工業機器人擁有量最大的國家，人工智能技術的就業替代和收入分配極化效應已經初步顯現，人工智能技術對勞動者收入的持續性影響還有待進一步評估。
多措并舉積極應對人工智能技術挑戰，促進全民共同富裕
公平與效率是人類發展的永恒主題。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浪潮中，人工智能技術是引領技術變革和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技術，是促進我國高質量發展的新質生產力。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多勞多得，鼓勵勤勞致富，促進機會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就業是民生之本，事關民眾切身利益、經濟社會健康發展與國家長治久安。《國務院關于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的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國務院關于印發“十四五”就業促進規劃的通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意見》等系列文件均強調要關注人工智能對就業、勞動者收入的影響。未來，人工智能技術在經濟與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將日益突出，有必要發展一個與人工智能社會匹配的，更加公平公正、包容共享的社會。從人工智能技術與居民就業、收入的關系出發，本文提出4個方面政策建議。
重視教育與技能培訓，提高勞動者就業競爭力
自工業革命以來，技術進步對勞動力市場的持續變遷可以被視為“技術進步與教育之間的賽跑”。通過教育培訓促進機會均等化是幫助國民適應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導致勞動力市場變化的關鍵。從短期來看，政府要加大對高等教育體系的投入。通過提高勞動力素質來提高勞動力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尤其是著力培養人工智能領域短缺的高端前沿創新型人才，為發揮人工智能的創新性技術潛力、創造更多社會財富提供可持續的人才儲備。從中期來看，要加強現有職業教育和社會培訓體系質量，提倡終身教育理念，提升現有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和數字素養。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應用，不管是作為勞動者還是消費者，個體的人力資本和技能水平極有可能滯后于社會的發展。因此，要在全社會提倡終身教育理念，通過職業教育和培訓提高全民人力資本和數字素養。從長期來看，需要持續加大基礎教育投入，優化教育資源配置，促進教育公平。人工智能的收入極化特征可能會固化城鄉、區域、人群之間的收入差異和階層流動，應從教育公平的角度，均衡城鄉、區域之間的教育資源配置，全面培養高素質和高技能的國民，避免擴大城鄉、區域、群體之間的差異，持續促進社會階層流動，實現社會公平。
鼓勵和引導人工智能技術的就業創造效應，優化勞動力市場資源配置效率
要積極推動人工智能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并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配置效率。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面臨的巨大挑戰是人工智能技術的替代效應強于互補效應，社會失業群體數量上升。部分是因為我國人工智能產業技術水平和發展質量還有待提高，對社會總就業拉動作用有限；此外，還受到大國競爭、產業轉型升級和技術替代過快等因素的影響。當下，社會大眾對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利弊存在爭議，短期內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會帶來社會失業人數上升等風險。然而，要全面看待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帶來的長期積極作用，通過提升人工智能技術實力、產業質量來提升我國人工智能產業在全球范圍內的產業競爭力。2025年初，DeepSeek大模型發布帶動我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熱潮，人工智能相時租會議關職位求職需求上漲33%即是例證。未來可以通過鼓勵和引導發展增強型人工智能來擴大人工智能技術的就業創造效應，促進社會勞動參與率和勞動收入份額維持在一個較高水平，在更大范圍內實現高質量就業。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勞動者的社會風險抵御能力，維護好弱勢群體基本生活
當前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人類社會本質上進入了“風險社會”。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現代國家的“社會安全網”，為全體公民提供兜底性制度安排，在人工智能時代將發揮更重要作用。加大社會保障制度的支出力度，調整社會保障項目支出重點。同時，要擴大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提高對全體勞動者的保護程度。完善多層次就業保障制度，預防社會性失業風險。人工智能時代勞動力市場就業不確定性增大，要健全以失業保險、就業補貼、就業培訓、就業救助制度為一體的就業保障制度，適度提高失業金水平，提高全體勞動者的風險抵御能力。適當提高社會救助制度的保障水平，適當向弱勢群體傾斜，維護好社會公平底線。加強法治建設，通過立法規范新型勞動關系，強化最低工資、集體性協商制度，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防止數字鴻溝、算法歧視、算法勞動控制等現象的產生。
優化初次分配制度，加大再分配力度，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體系
如何合理地分配人工智能技術進步創造的社會財富，以及如何確保全民都能享受新技術進步帶來的發展紅利是未來社會需要解決的關鍵議題。
利用技術進步帶來的財富效應，提高全社會收入水平。要積極發揮人工智能技術的收入促進效應，為促進共同富裕提供豐富的物質基礎。進一步加大人工智能技術的開發、應用與迭代升級的投入，最大潛力地發揮人工智能的智慧屬性，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優化初次分配制度，讓更多人從人工智能技術進步中受益。在人工智能時代，數據、算力或其他生產要素有可能從初次分配中獲得更高的回報，應鼓勵勞動者積極參與，并在技術進步中獲益。需要從確權的角度明晰數據、資本、技術等方面的所有權，保障為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和生產作出貢獻人群的應得收入與權益。
利用再分配調節手段，縮小相對收入差距。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可能會造成新的社會分化，因此需要強化對人工智能的治理，不斷推動社會收入分配公平，促進社會共同富裕。根據人工智能時代的財富分配邏輯著力調整征稅對象和稅目。隨著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政府應逐步降低個人所得稅，提高資本收入稅，開征機器人稅。征收機器人稅能夠減少不同類型勞動力之間的技能溢價，轉移支付給受機器人沖擊最大的勞動力群體，以改善社會總體福利。加大再分配制度力度，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促進社會公平與穩定。政府應強化社會保障制度維護底線公平，同時加大公共財政轉移支付的項目與力度；通過教育、就業、養老、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均等化來平衡不同地區、行業、職業勞動者就業與收入差距，提升社會機會均等化。未來在人工智能技術成熟和社會總財富充裕前提下，可考慮實施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精準識別人工智能時代的收入“兩極”群體，通過慈善捐贈、企業社會責任、稅收優惠等第三次分配手段鼓勵社會群體間互助共濟，以促進社會公平。人工智能技術使得平臺公司擴張更為迅速，數字平臺高管、技術研發者可能從人工智能技術革命中獲得巨額財富。對此，可通過大數據、收入調查等手段掌握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情況，利用慈善捐贈等方式多途徑鼓勵社會群體間的互助共濟。
（作者：盧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桂林翠，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